向北方
我想，生命形成的那一刻，宿命就存在了。而宿命绝对不会相同，尽管每一个生命都有很多不确定性，但不尽相同的宿命早就等在那里。
宿命如一张大网，无论你如何挣扎，这张网都韧劲十足。
我就是被宿命挟持着，带着文学的种子从北方走向北方。也就是说，我本就出生于北方，可是宿命觉得我应该到更寒冷更孤寂和更苍凉的地方去历练，只有更加坚韧的品格才能主宰日后或坎坷或悲苦的生活。所以，宿命把我从北方“发配”到更北的北方。我很确定地认为，文学的种子从我三岁时就在我的生命里了，一直到我七岁离开故乡。一落脚到更北的北方，文学的种子已经萌芽了。因为我三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忧伤，也开始感受到了感伤。最初的感伤源于老家那两扇厚重的木风门。在我家那幢祖上留下来的三间老房子里，我常常恐惧地盯着两扇经年敞开，又被岁月侵蚀得黝黑的风门想，母亲老了怎么办？我无心听两手指丫缝中都沾着玉米面的大奶，一边啪啪往被高粱秸秆烧得吱吱作响的八刃大铁锅里贴饼子，一边七百年谷子八百年糠地讲古，我盈满泪水的眸光总是随着年轻得周身都散发着热乎气的母亲转。为此，我惶惶不可终日，瑟瑟抖动得像一片残留在枯枝上随时都有可能飘落的叶子。于是，无论是走在稻田埂上，还是坐在河套边，我都使劲地背诵一顿饭要淘几碗米，想着有一天要接替母亲做全家人的饭……我最怕看见母亲的眼泪，我更怕听到母亲的叹息。
也就是说，我是看着母亲脸色活着的孩子。
一个还不知道生活为何物，生命为何存在的孩子，在母亲生命还鲜活得像一根顶花带刺的黄瓜时，就想到了她的老去，不是感伤是什么？不是文学又能是什么呢？我无数次地妄想查找我感伤的根源，我这个与年仅相差一岁弟弟的出生和死去都有记忆的孩子，却无论如何也没有找到忧伤的根源。由此，我笃定地认为忧伤是与生俱来的，它与宿命如影相随。也就是说，忧伤是我坐胎的那一刻就跟我来了。我认为“忧伤”是一个怪胎，因为忧伤能繁衍出感伤，有了“感伤”，写作的冲动就冒了出来——人一旦动了写作的念头，天真就如影相随。感伤是情感的也是身体的。所以，写作是我的宿命，我是一个天真而又感伤的写作者。
庆幸的是，我的宿命在童年就有了仪式。
阅读，一定先于写作之前。我的阅读得益于我家房后的一趟土房，这趟土房里住着从北京下放的邻居。他们要么有文化，要么有书，要么是作家，要么曾经是某一位高官的保健医警卫员之类的人物。所以，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无论他们住土房还是砖房，他们骨子里的东西都根深蒂固。亦如他们尽管也与我们一样吃着粗茶淡饭，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却是有别于我们。只可惜，我那时候还太小，只知道看他们的脸色，却没有能力读懂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因此，房后的这趟土房成了我的向往，究竟为什么我不得而知。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寻花问柳和探究细微也是必修的一门学科。
白家应该是我们那院里，最早买来九英寸黑白电视机的人家。白家的儿女年龄都大得高不可攀，只有最小的女儿白玫与我大妹同班同学。所以，我是在白家看的《加里森敢死队》。一到演《加里森敢死队》的时间，白家就门庭若市，人从里屋坐到外屋，当然，外屋的人都是站着栖在门口看。而我总是站在外屋门口的那个，我觉得去别人家看电视终归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儿。我无论如何都战胜不了内心的羞怯，但我也无法抵挡加里森敢死队的诱惑。所以，每一次都怀着羞涩和耻辱的心理，却迈着坚定的脚步去白家看《加里森敢死队》。
除了到白家看电视，我还在胡同门口等邻居梁大娘下班归来，像盼望母亲一样望着草甸上那条如蚯蚓般的小路。就为等一本梁大娘为她三个孩子订阅的《儿童时代》，我对每月儿童时代到来的日子记忆深刻，而梁家的《儿童时代》仿佛是给我订阅的。梁家三个孩子对《儿童时代》不感兴趣。我从梁大娘手里接过《儿童时代》后就趴在他家的炕上，借着傍晚微醺的光亮读，梁大娘把锅碗瓢盆弄得稀里哗啦地响，嘴里不停地斥责她的三个孩子不读书，花钱订的书白瞎了……我很快就把一本《儿童时代》读完，即便是没读完，哪怕第二天再在梁大娘沉着的脸色下再读，也不会把书借回家。
我知道，梁大娘会十分不高兴。
我阅读大部头的书是从吴家开始的。尽管在此之前我也读过《鹰击长空》《艳阳天》《金光道到》《渔岛怒潮》和《鸡毛信》《愚公移山》等大书和小人书。但真正看到大部头和完整的书还是在吴家。吴家当然也是从北京下放来的，他家的藏书对我来说就像是永远也挖不尽的宝藏。无论吴家是吃饭还是说话都与我无关，我两耳不闻身边事地趴在吴家的北炕上看书。《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表》等书都是在吴家北炕阅读的。比我大五岁，却跟我玩得极好的跃说，你总是问我爸这个书那本书，我妈可生气了。跃爸是个读书人，他不但会写诗还懂天文。我和跃站在院子里听她爸讲天上哪颗星星都叫啥名字时，心里的那份欢喜无法形容。我觉得她爸讲的东西比课堂上老师讲得有趣多了。所以，我总是装作看不出来她妈生气。
长大几岁以后，我才明白跃妈非常讨厌跃爸写诗。
读过的第一本杂志是《芒种》，其中的一篇小说虽然不记得题目叫什么？也记不清作者的姓名了，但是内容依然记忆犹新。小说讲述的一个文学爱好者，尽管屡次被退稿但仍然坚持写作，妻子特别支持他，以至于妻子患了癌症依然为痴迷于创作的他端汤送饭……小说还有插图。这篇小说让我失眠了好几个夜晚，可见，我的失眠也是与生俱来的。当时我还不知道《芒种》就是我出生地的期刊。我是六零后，那时候的书籍和期刊不像现在这样百花齐花。那个年代若是能有一本期刊，比吃到一块玻璃纸包着的糖还满足。
应该说，《芒种》是走进我视野最早的一本文学期刊。
当我开始写作以后，当我写了一定的年头后，我把自己比较满意的中篇小说《落枣》投给了《芒种》杂志。因为《落枣》是以我的出生地为背景，以我庞大的家族为参照而创作的中篇小说。并且，小说中人物所用方言都是我故乡的土语。我觉得这个中篇理应投给我故乡的杂志。也就是说我把对故乡的热爱，转嫁到对故乡期刊的热爱。
尽管小说如石沉大海，但我对《芒种》的爱依然不改初衷。因为《芒种》于我来说别有一番意义。
写作的念头应该从上小学就开始了，那时候母亲所在的劳动小学整天写批林批孔的文章。我总是想替母亲分担，亦如小时候总想接替她做饭一样。每次为母亲写批林批孔的文章时，我都在开头用红笔抄上一段毛主席语录。当时“语录”二字在我心里是至高无上的。多年以后，有人要整理我的“语录”时，我竟然有一种忤逆的惶恐。那晚，我仔细地分析了“语录”二字的字义，才发现所谓的“语录”无非就是一个人说的话。
正确的释义：言论的记录或摘录。我长吁了一口气。
印象中，母亲从没对我写的批林批孔文章有过表扬。可能也没有达到母亲的要求，抑或是母亲不善于表扬。以我与母亲相处半个多世纪的时光了解来说，应该是后者。几十年来，母亲很少表扬我。哪怕是我把红砖地擦得通红，把装六挑水的大水缸挑满，把猪鸡鸭都喂饱，把饭菜做好摆着饭桌上。母亲的脸也会沉得如一汪水。
活到一把年纪后，我才明白母亲的脸色是被生活的重压压的。
中学以后，我对创作更是痴迷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于我整日活在创作的遐想中，只要一上数学课，我就开始幻想有朝一日能写出像冰心《小桔灯》那样的作品，就算挨了数学老师扔过来的粉笔头，我愕然一惊后，转瞬就又沉浸到创作的遐想中。
对于文学爱好者，期刊杂志是伴侣，对于写作者来说，期刊杂志就如一座圣殿。只有走进圣殿作品才能入流，才能被业界品读和评论。这也是一个写作者的宿命，亦如写作是每一个写作者的宿命一样。抑或说，期刊杂志也如写作者的空气，如果没有期刊，写作者的写作是否会走进绝境之地呢。期刊不仅是作家的摇篮，也是作家的攀登的目标，因为只有在这里，作家们才能找到同呼吸共命运的读者。我想，没有一位写作者的写作只是为了愉悦自己。拥有了读者的作家，才能体会到写作的成就和动力。毕竟，无论哪种艺术形式都是在表达人类的喜悦和哀伤。只要是表达，就想找到呼应。
爱好是朝着目标行走的理由，呼应是坚持的力量。
每一位写作者都要走一条或漫长或荆棘或崎岖或平坦的求取文学真经的路，每一位写作者也一定会遭遇写作的不同阶段。写作之初，我每一次都是为《北方文学》而写。开始，不仅对写作也对投稿不得要领。有时候写完也不敢投出去，怕退稿也怕没有音信。写的第一个中篇小说不记得题目了，但是内容还记得。就是写一个三十岁女人破碎的婚姻，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和养母生活，为了把日子过下去，他们把半间房子出租给一个靠编笼屉讨生活的南方客。女主人与南方客的暧昧又不明朗的关系像北方冬日的云，如何翻腾最终也没能下一场透雨，因为北方的冬天注定只能雪花飘飞。这或许也是男女主人公的宿命使然。那时候，我对小说的认知只知道故事和猎奇，还不懂得生活中不只有故事还有生活，还有寻常生活中的况味——那时候，我还热衷于阅读自己的作品，无数次阅读后，最终还是要给作品一条出路。拿着《北方文学》期刊，在诸多的编委里锁定了孙少山先生。把作品一个字一个字地眷写清晰后，在一个晴朗的上午鼓足了勇气邮寄了出去。那个时代，邮差都是极其负责任的，无论是普通信件还是挂号信件都不会丢失。所以，先生如期地收到了我的稿件。现在想来，当时我为什么锁定的是孙少山先生，而不是其他先生或者女士呢？我想可能是因为他的《八百米深处》获奖了吧。我自己已然不记得读了多少遍《八百米深处》了。我还读过先生的另外一篇文章，应该是散文，实在是想不起题目，但当时还把这篇文章背诵下来。其中有一句话：瞎子知道他乞讨的不是爱，而是怜悯。当时，我对先生除了《八百米深处》以外一无所知。直到2013年7月，《北方文学》杂志社举办“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专刊笔会，我第一次来到抗战最后的枪声也是抗战的终结地——东宁，我才知道孙少山先生原来是东宁人。因为做过煤矿工人，才有了后来的《八百米深处》。只可惜，先生回山东老家居住很多年了。我当然收到了先生的回信，他说：因为我不在《北方文学》工作，但是你的语言可以写小说……这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何等高的鼓励啊。
2020年疫情在家隔离期间，我整理信件杂物时意外地看到了孙先生的信。这些年，我搬了几次家，而且我还有爱随手清理杂物的习惯，但先生的信件还在。当我看到老旧的信纸已经很有年代感，但先生的鼓励却滚热得像一杯茶，我不禁眼眶一热。如今我也活到了先生当年的年龄，再回首创作之路，虽然没有潸然泪下，却也万千感慨。
为了不使先生的信件遗失，我特意把信件珍藏起来。结果，前不久我再去寻找信件时，却因为珍藏的地方比较严密，我自己都找不到了。但我相信，先生的信件终究还会有一天再次出现在我眼前。那时候，或许我会更老了吧。我想象不出来，当我老了时再读先生的信和那些读者来信，我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感慨呢。
第一次走进《北方文学》应该是2010年，那篇《落枣》与它的主人一样，从故乡走向故乡。
宿命与生命总是不期而遇。
《北方文学》是新中国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泛的文学期刊之一，应该说北方文学对新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五六十年代，期刊培养出了一大批如郭先红、高凤阁、陈桂珍等一大批工农作家；七十年代，又培养出了以梁晓声，张抗抗、陆星儿、肖复兴等一大批当红知青作家；八十年代又培养出了以阿成，迟子建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时期的优秀作家。这本创刊于1950年的期刊，历经时代的变迁，又在几任总编和编辑们的不懈努力，才使之它始终屹立在文学期刊之林。特别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它依然坚挺地走到今天，这个艰难路程只有历任总编和编辑，还有热爱它的作家们知道。七十年来，《北方文学》既是作家摇篮，也是作家的家，更是作家的园地。很多知名的优秀的作家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北方文学》始终不忘初心。
从《落枣》开始，我走进了《北方文学》。根须的触角由这里不断地向外延伸，我又走进了鲁迅文学院。这所被文学人称作“文学黄埔军校”的殿堂，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支点。为此，我的创作谱写了一个又一个新篇章。《北方文学》见证了我的成长，不可否认，我是从《北方文学》走出来的作者。我的写作基调也从没有离开过北方，并把发达的根须紧紧地扎在黑土地里。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的《北方文学》又焕发出勃勃生机，它正以雄浑之力，接受又一个新时期的到来，并迎接每一位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作家。
我宿命的轨迹，不仅是一路向北方，也将永远的根植于辽阔的大北方。
生根。发芽。结果。
